从一个函套到一座楼房：结构语言问津

书籍的函套种类很多，而笔者今天想要谈是厚纸板裱以布料并留出书籍抽插口的函套，这是工业社会中见得最多的函套。由于现代生产工艺的纯熟，以及结构的简单，人们已经司空见惯。

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函套却是生产部门需要不断测量反复推敲其结构。因为函套的结构要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即使问题回答到这一步还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函套设计还要考虑到环境的变迁，潮湿的环境会令纸张膨胀，很可能造成生产过失。不同的纸张，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装订，不同的印刷都应该纳入书籍函套设计的考虑范畴。

当一本书的函套出了问题，人们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当一座楼房出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问出个究竟。原因就在于一座楼房装的是人，不是一本书，切身之痛怎能容忍。所以一座很简单的楼房，也要考虑到一个复杂的系统的问题，诸如经纬度所在地，建筑材料的环保，施工安全，建筑条例，建筑给排水、建筑供暖、建筑电气等等。建筑结构设计精确化、科学化的警示作用是明显的。

从一个函套到一座楼房，结构设计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二者结构设计孰重孰轻？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没有及时地预料到任何忽视的问题都可能成为致命的问题。结构语言重要性已经在设计实践中日益明确。

可是，结构语言不仅仅是上面一个例子。那么什么是结构语言呢？

显然这个问题引用语言学上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对其他领域的渗透。结构已经从早期技术层面跨入了思维领域，也就是从上面所说的纸板、建材、裱糊、筑造跨入到如何看待问题，如何思考问题。

当结构主义涉及到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小说、戏剧、诗歌、电影等时，不禁要问谁开了结构主义之先河？

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诞生之初，就脱离一般意义上的学说，它更像是方法论。诸如它强调整体性和共时性的研究。这样当我们再去看从一个函套到一座楼房，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同时会关注书以外的环境，人以外的空间。